□ 切实推动民法典实施□ 法制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宁宁谈及我国首部民法典都有哪些创新和亮点，人格权独立成编毫无疑问是要被提及的。人的尊严被认为是一切基本权利的焦点。民法典人格权编中不仅有宣示性的掩护内容，还对各种详细人格权举行了规范，并提供了上位法依据。克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翔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从宪法学角度审视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对我国民法典的宪法配景举行了深刻论述，并分析了民法典颁布实施后涉及人格权编时司法审判需注意的问题。

在他看来，无论是在保障人权、人格尊严以及维护社会平衡的宏观价值层面，还是在基本权利的详细掩护技术层面，民法典人格权编都体现了宪法精神。民法典对人格权掩护体现宪法精神记者：社会主义原则是我国宪法第一项基本原则。

宪法第一条划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础制度。那么，“社会主义”这一宪法原则是如何在民法典编纂中加以落实和体现的呢？张翔：我们对民法典“政治性使命”的落实，必须回探到宪法的价值决断。我国宪法第一条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原则”，是民法典编纂所必须落实的宪法基本决议。

而“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实际上深刻改变了民法的基本面目，民法人格权保障就是体现之一。我国宪法第一条就划定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础制度”。社会主义原则是宪法第一项基本原则。

只管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可以有多条理的明白，但维护社会正义、扶助社会弱者无疑是其坚硬的内核。所以说，民法典对人格权的增强掩护，体现着宪法的精神，落实着宪法的要求，这不仅仅是对人权和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的体现和落实，同时也是对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和落实。实际上，不止人格权编，民法典其他编的许多制度，例如增设的居住权制度，也体现着对弱势群体的掩护。

可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关注民法典社会主义因素同时，也不行忽视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私有产业权以及其他自由权的划定，要意识到差别价值态度在民法典中的并立与和谐。人格权编详细规范中可以体会到浓重公法色彩记者：在您看来，人格权编是如何详细体现宪法精神的？能否举详细例子？张翔：基于私法权利的社会关联性，民法典人格权编可能具有公法例范的内在，因而需要在宪法原理的笼罩下予以明白和适用。无论是在保障人权、人格尊严以及维护社会平衡的宏观价值层面，还是在基本权利的详细掩护技术层面，民法典人格权编都体现了宪法精神。我们以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二条为例。

该条划定：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继续。这一条实际上就涉及宪法的基本权利放弃的原理。详细来说，基本权利放弃是小我私家对其基本权利的一种处分。而对于人格权的放弃，必须遵循最为严格的尺度。

人格权具有人身专属性，这是其与产业权的重要区别。产业权通常具有非专属性，可以与权利主体发生分散。而人格权的人身性、伦理性本质决议了其与权利主体难以支解。

如果人格权被一般性地、归纳综合地放弃，一定导致人格缺损，甚至会威胁到人的主体职位，走向对自由的自我否认。对于与人的主体性最密切相关的人格权，民法典作出克制归纳综合性放弃的划定，这合乎基本权利放弃的宪法学理。另有一个例子就是，民法典总则编第一百七十九条划定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罪致歉的民事责任负担方式。

同时，人格权编第一千条第二款划定：“行为人拒不负担前款划定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接纳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公布通告或者宣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方式执行，发生的用度由行为人肩负。”那么，民法典的这一修正可以说有着宪法基本权利层面的考量。

我们知道，总则编中的民事责任负担方式，特别是赔罪致歉，与行为人的良心自由、言论自由有着密切关系。赔罪致歉固然可以缓解人格权被侵犯的主体的精神痛苦，具有弥补损害的功效。但应该看到，赔罪致歉包罗认错并向对方表现歉意的内在，这是行为人良心的自主决议的问题，属于内在的精神自由。

而在外在表达上，赔罪致歉又直接关联言论自由的纯粹消极层面，也就是“不表达的自由”。如果侵权人拒绝赔罪致歉，而由国家公权力强制其执行，就有侵害基本权利的违宪之虞。实际上，在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赔偿可以，致歉绝不”的案例，赔罪致歉的主张也较难过到法院支持。

由此也催生了实务中纵然判处赔罪致歉，也多以法院宣布裁判文书而由侵权人负担用度的处置惩罚方式。在民法学上，对这种替代方式是否有效和恰当存在争议。但在宪法层面上，这种替代方式将对良心自由、言论自由的限制转变为了对产业权的限制。

良心自由、言论自由较之产业权更靠近小我私家人格的焦点，以产业肩负替代良心肩负，切合最小损害的比例原则精神。因而，人格权编采取此种民事责任负担的变通方式，是切合宪法精神的。民法典适用要增强对宪法基本权利原理的掌握记者：明年1月1日起，民法典正式施行。

未来民事法官在审理人格权案件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张翔：在民法典的司法适用中，必须让民事法官充实认识到其裁判中的基本权利问题的不行回避性，并增强对宪法基本权利原理的掌握。此种宪法意识和宪法知识的强化，有助于补强相关民事裁判的说服力和正当性。

这是因为，人格权领域的基本权利冲突的协调往往极为微妙，在民法典提供的协调规则之外往往还要诉诸个案正义的考量。所以，有须要让民事法官认识到，在人格权案件中对相关规范作合宪性解释以协调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既是其宪法义务之所在，也是补强其裁判论证和说理的有益选择。就人格权规范中基本权利冲突的协调而言，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八条等已经划定了总体性的规则，其中关于“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规模、过错水平，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结果等”的因素枚举也已相当全面。对于宪法学眼光中的此类所谓基本权利冲突，民法学界也早已以“利益权衡”为观点载体举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与宪法学上基本权利冲突的学理大有可相同互动之处。

这里对人格权裁判中的合宪性考量作以下几个方面的提示：第一，不应赋予任何权利以通常的优先职位。由于人格权编是以人格权掩护为焦点的，民事裁判者如果缺乏对基本权利体系的总体认识，可能会在处置惩罚冲突关系时不自觉地倾向于人格权。究竟，民事法官的职责首先在于解决私人与私人之间的纠纷，而不是掩护那些功效更多地体现在公共领域的基本权利。但如果民事法官总是倾向于人格权而忽视其他权利的功效与价值，就无法充实贯彻宪法的精神。

因此民事法官在裁判人格权案件时，绝不行轻忽看待其他基本权利。第二，不作抽象比力，而是在个案中举行详细权衡。

好比，人格权编第一千零二十七条对艺术自由与名誉权的冲突划定了差别情形下的两种规则，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应当在详细案件中进一步举行权衡。第三，要注意“实践和谐”“基本权利的最优化”“比例原则”等权衡方法的详细运用。对于相互冲突的权利的权衡，并非只能牺牲一方而掩护另一方。

不能慌忙马虎地举行“价值权衡”，而是要让相互冲突的权利都能发挥最佳的功效。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提示仍然是抽象的，其详细操作需要在民法典人格权规范与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之间眼光往返，需要在个案中积累和提炼基准和规则。

泉源：法制日报——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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